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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測試廣告1幾十年後，胡適回憶當時情形，說「我為此事甚為焦慮，所以我決定向全體同學寫一封公開信」。筆言閣 biyange.com 更多好看小說

    寫信的那晚，胡適原本睡下，但他輾轉反側，難以入眠，所以索性披衣坐起，拔筆而書，「書至夜分二時半」。

    信中胡適很不客氣地把這種聲音稱為「愛國癲」（胡適的原文是「patrioticallyinsane」，這個詞也可譯為「愛國瘋」），意為已經喪失正常的理性：「此刻，余要說上述言論完全是瘋話。吾輩情緒激動，神經緊張，理智失常，可以說得了''愛國癲』。諸位，在此危急關頭，情緒激動是決無益處的。激動之情緒，慷慨激昂之愛國呼號，危言聳聽之條陳，未嘗有助於國。吾輩自稱''學子』、''乾材』，若只是''紙上』談兵，則此舉未免過於膚淺。」

    胡適反對開戰，認為這是不負責任的言論，「此刻言及對日作戰，簡直是發瘋。我何以作戰？主筆先生說，我有一百萬敢決一死戰之雄獅。且讓大家來看一下事實」。胡適出具的事實是，中國僅有十二萬士兵談得上是訓練有素，但裝備極為窳劣。而且，海軍沒有戰鬥力，最大的戰艦也是一個三等的巡洋艦，排水噸位僅四千三百噸。」

    以這樣的軍備開戰，「其後果，不僅於國無所改觀，而且所得只是任人蹂躪！任人蹂躪！再任人蹂躪！」

    此時的胡適固然是個和平主義者，思想上肯定有「不爭」的成分。但這次反對「愛國癲」，主要還是出於實際情況的考量。在打不過的情況下硬打，那是拿生命作賭注，胡適是反對的。他以比利時的兩個城市為例，魯汶（Louvain）因抵抗而城池殘破、人民遭殃；首都布魯塞爾（Brussels）則聽勸於美國公使，未與德軍抵抗，因而城池保全，人民免難。

    胡適反對效法抵抗的比利時魯汶城，「螳臂當車、以卵擊石決不是英雄主義！更何況比國當時也不曾料想有今日之慘敗。就其抵抗而言，他們自以為城市固若金湯，有恃無恐，同時又有英法為後援，為了榮譽孤注一擲，結果導致全盤傾覆。試問，這是真正的勇敢嗎？這是真正的英雄氣概嗎？」

    以比利時為覆轍，胡適提出「為這種英雄主義之''光彩』而作出全部之犧牲，值得嗎？」

    在當時，胡適這樣做很不適宜，甚至危險，因為北美留學生的戰爭呼聲是站在道義的制高點上，國人對此類事在評價上往往又以道義為裁斷。而胡適居然反其道而行之。在北美留學生看來？胡適的公開信無疑是亡國，當亡國奴，簡直就是賣國。

    這封信一登出來，自然遭到留學生們的嚴厲批評和譴責，《留美學生月報》的主編鄺煦也寫了文章，指出胡適寫這樣的公開信，是「木石心腸不愛國」。

    胡適並不避諱，在日記中作了記錄：「鄺煦堃君（《月報》主筆）詆為''木石心腸，不愛國。』」

    「諶湛溪(另一報的主筆）來書云：大着結論……東亞大帝國之侯封可羨。」這是譏諷胡適為日本立了功，可以封侯了。

    另有王君托任叔永轉信與胡適，因其內容太激烈，任叔永沒轉卻把它毀棄了，這讓胡適覺得任叔永「忠厚可感」。

    已經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了，時過境遷。胡適的晚輩和朋友，幫他整理「口述自傳」並譯為中文的唐德剛君，也禁不住批評說：

    「胡氏在1915年3月19日夜所寫的『致留學界公函』，辭義皆差。英文不像英文，意思尤不足取。一個國家如果在像『二十一條要求』那種可恥的緊急情況之下，她的青年學生還能『安心讀書』，無動於衷，那這國家還有希望嗎？不過胡適之先生是個冷靜到毫無火氣的白面書生。他是不會搞革命的；拋頭顱、灑熱血是永遠沒有他的份的，所以他這些話對熱血青年是不足為訓的。」

    唐德剛看來不僅是熱血青年，多少還有「憤青」的情懷。幾十年過去了，尚未能給那時處在孤立狀態中的胡適以同情之理解。

    是的。在胡適那封公開信里有這樣的話；「在我個人看來，我輩留學生如今與祖國遠隔重洋；值此時機，我們的當務之急，實在應該是保持冷靜。讓我們各就本份，盡我們自己的責任；我們的責任便是讀書學習。我們不要讓報章上所傳的糾紛，耽誤了我們神聖的任務。我們要嚴肅、冷靜、不驚、不慌的繼續我們的學業……」

    但細讀全文其主旨不是「安心讀書」、而是反戰。胡適的公開信乃以是國家實力為依歸，沒有激昂的熱情，但卻流貫着理性的和負

    責任的態度。

    當年胡適的遭遇放到今天並非就成為過去。那些北美留學生的愛國感和道義感當然不容置疑，但和他們持論不同，就是「不愛國」嗎？誰又有權力把和自己方式不同的人斥為「不愛國」呢？就其動機而言，胡適力表反對意見，就是出於「為''執筆報國』之計」。那麼，在方式的層面上，很難說「戰」就是愛國，「不戰」就是不愛。國是什麼？它不是一個空洞的框架，所謂「國以民為本」，國就是那些有血有肉的民，他們才是國的實體，也是國的根本。

    愛國，須以愛民為其衡量，愛民又非一句空話，須以愛其生命為其首要。那麼，把胡適批評的「決一死戰」拿來，請問，是誰去戰？是這些遙在北美的白面書生嗎？所謂叫囂戰爭最凶的人，一般是不上戰場。同樣，「吾輩非戰即死」，這「吾輩」，到底是「吾」，還是「輩」？說穿了，「吾」只是一個鼓動者，「輩」才是去上戰場的人！一百年來，熱血沸騰的知識分子已經習慣這樣去「喚起民眾」，而無暇顧及這其中遮蔽的問題。如果說這就是愛國，它能是愛民意義上的愛國嗎？這分明是以別人的血肉饜足自己的愛國熱忱。退一步，即使「吾」上戰場，「吾」依然沒有權力鼓動「輩」和吾一道，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命和他處置他自己的生命的權利。如果「吾」因愛國而「輩」則必需隨從，作為一種道德綁架，它反而是不道德的。

    何況愛國，對於某些人，在某些時候，其實是很狹隘的，甚至是反動的。殊不知，那些狂熱鼓吹對別國進行侵略的人，掛在嘴上的也往往是「愛國」。和這些人相比，胡適的「世界主義」要高尚的多。不要忘了，馬克思說過：工人階級沒有祖國，因為寫在共產黨宣言的最後一句話是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。

    胡適不愛國嗎？就在寫那封公開信的同時，1915年2月6日，美國的《新共和》雜誌發表一篇自稱為「支那之友」的美國人的文章，其認為日本在中國佔優勢，未必不是中國之福。因為中國的共和已經完全失敗，中國人又不適應自治，缺乏這方面的能力，而人是需要主宰的。這樣，日本的干涉，可使中國得一個好政府。這是中國之福，也是列強之福。因此，遠東局勢的關鍵，不在日本是否干涉中國，而在於它對中國事務的管理是否負責有效。

    讀了這篇文章，胡適很憤怒，他投書《新共和》，批判了這種「謬論」：「這位『中國朋友』似已忘記這樣一個重要事實：吾輩正生活於一國民覺醒之時代。……在二十世紀的今日，任何國家皆不該抱有統治他國或干涉別國內政之指望，不管該統治或該干涉如何有益。中國國民之覺醒意味着滿洲統治之結束，對任何外來之統治或『管理』，國人定將憤懣不已。」

    在信的結尾，胡適引用了威爾遜的話：「各國人民皆有權利決定自己治國之形式，也唯有各國自己才有權利決定自救之方式。」

    與《新共和》前後，美國的另一家媒體《外觀》亦據這個「支那之友」發表《日本與中國》的社論，支持這種觀點。

    胡適一不做二不休，也向它投書，指那位自稱「之友」的美國人算不得中國人的朋友，也算不得遠東事務的專家。

    在這封信的後面，胡適不啻向日美和全世界發出警告：「余作為一個中國人，深知同胞之志氣與抱負，因此余敢斷言：任何想要在中國搞日本統治或『管理』之企圖，無異於在中國播下騷亂和流血的種子，未來的一段歲月中國將雞犬不寧。目前之中國，對於任何外來『武裝』之要求，不管其是如何的不近情理，確實沒有能力去抵抗。然而無論是誰，如果他想要鼓吹以日本對中國的管理權或保護權來求得『維持東方局勢之穩定』，那麼，他定將看到年青而英勇的熱血流遍我華夏之共和國！……君不見反日之仇恨已燃遍了神州大地麼？」

    胡適向來是不畏人言的表達自己的觀點：「余作文字不畏人反對，惟畏作不關痛癢之文字，人閱之與未閱之前同一無影響，則真覆瓿之文字矣。今日做文字，須言之有物，至少亦須值得一駁，愈駁則真理愈出，吾惟恐人之不駁耳。」

    有人說胡適的大病在於「好立異以為高」，但他自己認為「不苟同於流俗，不隨波逐流，不人云亦云。非吾心所謂是，雖斧斤在頭，不謂之是。行吾心所安，雖舉世非之而不顧」。

    或許，這便是胡適的真，這便是胡適的書生本色。?

    民國風雲人物演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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