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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桓溫雖然出身士族門閥，然而卻沒有其他士族子弟「士庶對立，老死不相往來」的成見。桓溫非常愛才，也重視人才、尊重人才。他可以和王猛捫虱（捉掐虱子）談天下，也可以重用車胤（y）。

    說到車胤這個人，大家或許有點陌生，但是提起「囊螢夜讀」這個成語肯定不會陌生。而車胤就是這個成語的主角。車胤自幼聰穎好學，因家境貧寒，常無油點燈，夏夜就捕捉螢火蟲，用以照明，自此學識與日俱增。風姿美妙，敏捷有智慧。桓溫見其有才，便闢為從事。而車胤也非常爭氣，漸漸升遷，吏部尚書。

    桓溫除了提拔車胤之外，還提拔了不少中層地主階級人才。如習鑿齒，伏滔、袁宏等。其實襄陽習氏在此時只能算豪族，卻算不上士族。因為習氏在習鑿齒之前三代已經不出仕重要官職了。

    桓溫微慍，頓首道：「陳參軍郡望何處？門第幾何？」

    陳應道：「區區不才，祁門陳氏，世代累商！」

    「原來不過一介商家子！」習鑿齒頓時沒了與陳應說話的興趣。隨即對侍婢道：「請紅珠出來！」

    人說喝酒有四個階段，甜言蜜語，豪言壯語，胡言亂語，默默無語。酒酣耳熱之際，郗參軍進入了豪言壯語的階段，左右拉着人說話，侍女們嬌笑着躲躲閃閃，不讓他抓住。

    魏晉士子風流，常常以落拓不羈，縱酒放達、縱情越禮的種種行為為榮。像阮咸「與豬共飲」，（諸阮皆飲酒，咸至，宗人間共集，不復用杯觴斟酌，以大盆盛酒，圓坐相向，大酌更飲。時有群豕來飲其酒，咸直接去其上，便共飲之。（《晉書·阮咸傳》）還有「胡奴逼頌」袁宏起初寫《東征賦》的時候，沒有一句話說到陶侃。陶侃的兒子胡奴就把他騙到一個密室里，拔出刀來指着他，問道：「先父的功勳業績這樣大、您寫《東征賦》，為什麼忽略了他？」袁宏很窘急，無計可施，便回答說：「我大大地稱道陶公一番，怎麼說沒有寫呢？」於是就朗誦道：「精金百鍊，在割能斷。功則治人、職思靖亂。長沙之勛，為史所贊。」

    至於脫光衣服圍着岳父遺體大笑，集體嗑藥，群歡這是魏晉士子風流的直接體現。這些侍婢躲避郗超，不是害怕，也不是不想傍大款。但是想到士子的秉性，卻又忍不住後怕。如果獨居一室，她們自然以一副任君採摘的模樣，可是現在，她們卻害怕郗超會把她們當場「正法」。

    「我家都督既有學識，亦有文才，更有武略。」陳應沒有理會郗超，乘虛而入道：「我家都督開設謫仙書院，並著三書，一曰《三字經》、二曰《百家姓》、三曰《千字文》。」

    徐敬宣適時將高敬宗從後世剽竊的《三字經》《百家姓》以及《千字文》遞給桓溫。桓溫伸手接過。書冊薄薄一本，並不厚。封面上用清婉脫俗的行書書寫「三字經」三字，高敬宗的書法，在這個時代書法大家倍出的時代，根本拿不出手。所以這書皆是鄭詩詩抄錄，裝訂成書。下面署名正是高敬宗。

    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性相近，習相遠……一而十，十而百。百而千，千而萬……曰春夏，曰秋冬。此四時，運不窮……地所生，有草木。此植物，遍水陸。有蟲魚，有鳥獸。此動物，能飛走……」剛剛開始桓溫只是下意識的朗讀。三字一組，六字一句，簡單明了，卻蘊意深遠。最重要的，是這些字讀起來琅琅上口，極有韻律。

    原本有些發酒瘋的郗超聽着聽着原本迷離的眼神，也變得清澈。習鑿齒也漸漸口味着三字經的精妙。特別是一名身穿白色的輕羅衣，寬大的衣裳，飄逸、靈動。這女子抱着琵琶踏進亭中，只覺得她妖冶艷麗不可方物，雖不及李靜姝的國色天香，但嬌媚之態尤有過之。

    紅珠原本是習鑿齒最寵愛的歌伎，然而此時無論是郗超還是桓溫，皆沒有把目光和心思，放在她身上。這讓被寵壞了的紅珠，異常受傷……

    看一章千字文章甚至用不了三分鐘，然而桓溫卻足足讀了將近一刻鐘。

    終於讀完三字經的最後一字，桓溫由衷的讚嘆道：「此書精妙，絕非等閒。此書既出，諸冊失色！」

    習鑿齒道：「敬宗高才，僅憑此書既可享名蒙學大家！」

    「然也！」郗超道：「超以為此書，可傳千古！」

    桓溫也是甚愛此書，越看越喜。桓溫愛才，恨不得把天下所有高才全部籠絡門下。哪怕陳應這個商家子他都伸出了橄欖枝，只是陳應明顯沒有改換門庭的意思，桓溫只得作罷。

    其實高敬宗剽竊三字經並沒有為自己揚名的意思，他也不屑與所謂清流名士為伍。高敬宗總覺得，魏晉士子都是一幫清談誤國的傢伙。他敬重謝安、謝玄、祖逖、劉琨這樣的人，但對他們的所謂的「竹林七賢」、「江左八達」、「金谷二十四友」、「蘭亭四十八士」等所謂清流名士卻不太喜歡。

    然而有心栽花花不開，無心插柳柳成蔭。這篇《三字經》和高敬宗初入鬼蜮一樣，陰差陽錯闖出謫仙神醫之名。而這篇三字經卻讓高敬宗在桓溫、郗超、習鑿齒有了深刻的印象。無論郗超還是習鑿齒，都是這個時代清流名士的傑出代表，他們的影響力相當大。

    此時眾人卻沒有注意到，由於紅珠到來，眾人皆沉浸在《三字經》的奇妙之中，忽視了紅珠這個大美女。卻讓紅珠感覺悵然若失，幾欲垂淚。

    這個時代，沒有報紙。所以輿論導向完全由清流掌控。這個時代的清流其實就是後世的公知大v，他們放出一個屁，都會引無數人跟從。事實上歷史書給桓溫定下他有篡位的野心，就是這些清流對桓溫的污衊(老程等下開個單章，舉證一下桓溫真反還是污衊的問題）

    啟蒙不同於正式教育。也就是教一些最粗淺的東西，識字。寫字，能粗通一些典籍。（就像後世的學前教育。）許多啟蒙老師，根本沒有什麼名氣，有的時候粗通幾百個字，就能開課授業。而真正接受教育，是要從《詩》、《論》開始，一般在這個階段，就要有真才實學才行。如果再進一步，如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周易》、《史記》之類，授課先生的門檻更高。

    在三字經和千字文出現之前，古代中國並沒有系統的蒙學教材。三經字的出現，解決了這個從無到有的難題。